1950年2月，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，标志着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新策略的开始。这一方针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解决西藏的归属问题，而非单纯依赖武力。为了贯彻这一战略，邓小平在同年5月11日向中央军委发出电报，建议除了继续加强对西藏进军的军事准备，还应特别加强对西藏地方当局的政治争取工作。他为此提出了四项具体建议，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基础：第一，必须驱逐英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，让西藏人民重新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；第二，要实施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；第三，西藏现有的社会制度可以暂时维持不变，关于改革的事项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来商讨解决；第四，实施宗教自由政策，保护喇嘛寺庙，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。这些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认可，并由西南局起草了相关的谈判条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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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期间，邓小平展现了出色的领导才能，特别是在处理复杂的政务工作中显得格外得心应手。他不仅善于抓住主要矛盾，推动各项工作的新局面，还在实际操作中展现了极强的综合管理能力。这种工作风格深得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赞赏。 作为政务院副总理，邓小平负责了监察、民族和人事等方面的工作，并兼任了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，负责铁路、交通、邮电等方面的管理，成为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要得力助手。在周恩来赴苏联访问期间，邓小平代理了总理职务，主持了政务院的日常工作。 在代理总理职务期间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三次政务院会议，审议并批准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文件。他特别关注国家科研和文化建设，强调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。在针对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计划时，他指出，科学研究必须与国家的文化建设、工业发展等相协调，并强调思想方法的重要性，认为这是科学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。 9月5日，邓小平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49次会议，批准了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《教育部1952年工作计划要点报告》，以及《关于设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》。他在作会议结论时，强调了科学院加强领导、改造组织、培养人才的重要性，并提出保证科研广泛开展的三项基本条件。 1952年，邓小平进一步加强了对政府事务的主导作用，特别是在财政政策和预算方面，推动了国家预算的科学规划和财政管理的进一步规范化。他在1954年提出的预算报告中，明确指出国家预算的核心任务在于通过增加生产、提高劳动生产率、节约开支等措施来保证国家建设的需要，进一步巩固了新中国的经济基础。 同年，他也深度参与了首次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，推动了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步骤，展现了他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不可替代性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